天台宗介绍

台宗祖师

章安灌顶法师传

管理员 发布于:2019-03-27   浏览量:422

 

梵文为「阿毗ㄎ一噶」,有「驱散 」及「注入」之涵意,也可以翻译为「授权」。在修行密法时,首先要有一位具足实证资格的上师,设立本尊坛城,以使密法的修行者,能够了解此种本尊的实修方法。

在本尊坛城中,依次透过用宝瓶的甘露水、咒幔、本尊法相、铃杵及水晶等具有不同意义的法器,配合修持仪轨,用以驱散行者的所知障及烦恼障,或清净身口意之罪业,并注入智能之力,让受灌者透过不同的观想,及咒力的加持,觉悟自己心性本质的诀窍,达到内在身口意、气脉明点当下净化,成为佛的身语意三门金刚。灌顶使受灌者成熟为修密之容器,犹如世间之授权,从此可听闻修习殊胜之金刚乘。

 

灌顶(561~632)

中国隋、唐时僧人,天台宗五祖。俗姓吴,字法云。原籍常州义兴(今江苏宜兴),后迁临海章安(今属浙江),故又有章安大师、章安尊者之号。7岁从慧拯出家,20岁受具足戒。南朝陈后主至德元年(583)到天台山修禅寺师从智,侍左右直至智去世。智的天台三大部(《法华玄义》、《法华文句》、《摩诃止观》)均由他记录整理成书。智思想,多经他传播才得以流传。著述有《涅盘玄义》、《涅盘疏经》、《天台八教大意》、《国清百录》、《观心论疏》、《智者大师别传》。弟子有智威等。

 

章安灌顶大师后期的经历及其与隋炀帝杨广的关系

徐文明

 

灌顶(561-632)为智者大师的大弟子之一,后被尊为天台宗四祖。有关他的身世史事,一般多依道宣《续高僧传》,然僧传纪事多据传闻,未必完全可靠。今据灌顶《大般涅槃经玄义》卷下之自述经历,辅之以《国清百录》等史料,与僧传对照,以期对其后期的经历有一个近乎史实的钩划。

灌顶在智者生前的史事是比较清楚的,僧传记载虽有颠倒错乱之处,但总的来说还是明白的,但对于其在智者身后即其后期的经历则错误较多,以致传讹后世。

据《玄义》,灌顶于智者卒后本欲隐身潜修,"更伏灰场,口诵石偈,思愆毕世",然而由于继智者纲维天台僧众的大师兄智越的派遣,也为了天台一派的利益,他不得不多次充任僧使,担负起沟通天台一众与隋王朝特别是杨广之间的联系的重任。

从开皇十七年(597)至仁寿四年(604)七月杨广继位八年期间,灌顶前后数次充任僧使,皆不辱使命,既加强了天台宗与隋王朝之间的联系,又扩大了天台宗的影响。

智者于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入灭,其前三日即二十一日特作遗书于晋王杨广,智者卒后,智越派灌顶、普明二人持遗书及《观心论》、净名疏三十一卷送于晋王,这是灌顶首次出使。杨广大概于威胁强求智者出山、以致智者入灭一事心怀惭德,对于先师遗命一一遵从,对长期充当智者侍者的灌顶、普明也亲礼有加,令扬州总管府司马王弘送二人还山,为智者设千僧斋,并开始营建国清寺。

仁寿元年(601)杨广入嗣东宫,位居储副,成为梦昧以求的隋朝皇太子,智越又派灌顶、智顗奉启入贺,以示天台一众与杨广的特殊关系。

同年十月,天台新寺落成,智越再派灌顶、智顗入京谢闻,十一月初三,杨广特请灌顶、智顗入内斋,询问智者卒后的种种神异,灌顶应对如意,杨广遣员外散骑侍郎张乾威送其还山,且多有赏赐。

仁寿二年(602),灌顶又应命入东宫。据僧传,杨广致书云:夏序炎赫,道体休宜,禅悦资神,故多佳致。近令慧日道场庄论二师讲净名经,全用智者义疏判释经文。禅师既是大师高足,法门委寄,令(一作今)遣延屈,必希霈然。并法华经疏,随使入京也。 迟来仪,书不尽意。僧传以此为杨广宣召灌顶的令旨,但据《国清百录》皇太子弘净名疏第八十一,此说亦有问题。

据《百录》,仁寿二年,右庶子张衡宣令,慧日道场僧慧庄、法论二师,于东宫讲净名经,全用智者义疏,判释经文,一日二时躬亲临听,令扬州府总管遣参军张谐到天台,有谙委智者法华义者一人,仍斋疏入京。使到寺,寺差灌顶随使应令。

这表明,杨广只是派人到天台,命遣"谙委智者法华义者一人"及法华经疏入京,并未点名要灌顶,灌顶应召是智越的派遣,并非杨广的宣令。因此为《百录》所不载的前述令旨若非误传,便不当为杨广给灌顶的书信,而更象是写给智越的。因为灌顶虽然在后世地位很高,当时却只是天台一宗的第二或第三号人物,与智顗、普明、智顗等名位相亚,"大师高足"尚不为过,"法门委寄"却难承当,因为继智者纲维僧众、传持教法的是智越,从《百录》可以明确得知,天台宗与杨广往来书信皆以智越领衔,杨广当然不好越过智越直接邀请灌顶,且灌顶向以精通教法著称,并不习谙禅修,称其为禅师不妥。

或许杨广本欲邀请智越,智越有纲维一众的职责,不便远行,又自谦于法华义疏不及灌顶精擅,便差遣灌顶代行。从杨广书中可以看出,邀请一事出于其年夏天。书中慧日道场建于杨广开府扬州之时,《百录》王重遣匡山参书第四十云"始于所居外援,建立慧日道场,安置照禅师以下,江陵论法师亦已远至。于内援建立法云道场,安置潭州觉禅师以下"。照禅师即是智者同学,于南岳门下禅法第一,江陵论法师即是渚宫法论,曾为智者作传记,慧庄不知何人,想来亦是曾居慧日道场的智者弟子。

据《百录》,灌顶斋智者法华义疏到京后,先付有司缮写,后经灌顶校勘,勘后入宫受持供养。其后右庶子张衡宣令灌顶入辞,面奉仁寿二年八月十八日令旨,道是"弟子重先师法门,故相劳苦,师亦须为法,勿以为辞,今遣大都督段智兴送师还寺,为和南大众,好依先师法用行道,勿损风望也"云云,这次入京传法颇受杨广嘉赏,除天台山寺得到大量赏赐外,灌顶本人也受到金缕成弥勒像等重赏。

据灌顶自记,此次夏日入京,八月辞还,时间并不太久,其主要任务也是送疏并校勘,讲解不多,或许灌顶自重,不欲渲染其为太子讲经一事,唯言"勘讫入宫受持"。此与僧传所载有较大的差距,其云"顶持衣负锡,高步入宫,三夏阐弘,副君欣戴,每至深契,无不伸请,并随问接对,周统玄籍"。

僧传所记杨广请教灌顶的具体情况大概属实,虽为灌顶所未道,推之情理,亦非过言。问题的关键是此次灌顶在京城究竟呆了多长时间,到底是三年还是数月。灌顶明言仁寿二年八月十八日杨广令旨有"今遣大都督段智兴送师还寺"之语,故不应有再留二年之事。然僧传此说亦非无据,灌顶于《玄义》自道"迫不得止,戴函负封,西考阙庭。私去公还,经途八载",从开皇十七年(597)送遗书于晋王始,至仁寿四年(604)晋王登基,正好八年,而据《百录》,自仁寿二年送疏入京至仁寿四年之间,灌顶未再出任僧使,太子登极,代表天台出使奉贺的是智顗,若灌顶仁寿二年九十月间便回天台,便不应有"私去公还,经途八载"之说,若依僧传"三夏阐弘"之说,则正好八年。或许灌顶有仁寿四年奉吊文帝之丧的使命,然既为《百录》所不载,难于确定,亦或《百录》广略二本不同,今存之略本恰巧漏载了此事,因为文帝驾崩,天台肯定会派人入吊,今不言其事,当是漏脱。另外还有一种可能,即《百录》传本有误,误将仁寿四年八月十八日抄作仁寿二年,若是仁寿四年八月杨广始令灌顶还山,则正与"三夏阐弘"说相应,又符合"经途八载"之说。

僧传对于大业元年(605)至七年之间事缺载,《百录》和《玄义》可以补之。据《百录》,大业元年炀帝驾巡江都,九月天台僧使智顗于楚州华林园参见,炀帝特询问灌顶的情况,智顗答道灌顶在寺,本应来参,只是由于身患痢疾四十余日,无法前来。炀帝初登大宝,志得意满,对天台大加赏赐,并敕度四十九人出家。灌顶奉命为新度的四十九人起法名。

据《玄义》,灌顶于大业年间又曾因日严诤论召入咸阳,何事诤论,始于何时,皆为史书所不载。按《百录》所记最后之事为"口敕施幡第九十二",记智顗于大业三年(607)二月二十七日引入殿内辞行,口敕施幡一千二十五张,其后之事则不载,这一方面表明《百录》编成的时间可能是在此年,另一方面也暗示灌顶因诤论追入咸阳就发生在其年以后,因为此后灌顶历经磨难,无暇再编撰《百录》了。

《玄义》称"日严诤论追入咸阳,值桃林水奔而夜亡其伴。又被谗为巫,收往幽蓟。乘冰济北,马陷身存。临危履薄,生行死地。悼 兢兢,宁可尽言",这段艰难困苦的经历对灌顶来说可谓镂骨铭心,却为他书所不载。

日严寺在咸阳,杨广为晋王时,于京师曲池施营第林,造日严寺,后来成为杨广笼络的各地高僧大德云集讲论之地。一时名德如智脱、法澄、道庄、智炬、辩义、明舜、慧乘、吉藏等皆住止此寺,同时此处也是经常举行法会、相互辩论的地方。虽然无法弄清导致灌顶追入咸阳的诤论究竟何事,但当时有一个为后人所不大注意的事实,即颇受炀帝看重的天台宗竟然在京城没有一个得力的代表人物,或许法论可以视为天台宗人,但《续高僧传·法论传》对此却不置一词,炀帝既然自命为智者弟子,对于这一情况大概是不能满意的,眼见着僧璨、吉藏等人出尽风头,炀帝或许想让本宗的人也来亮一亮相,为自己争一争面子,而天台一众精通教法、辩才无碍的高僧,当首推灌顶,故他不得不依命前来。

灌顶此次入京似乎早已注定了不顺利,当他走到华阴桃林山时,夜间山洪突至,为避大水,他与同伴四散奔走,相失于道。等到了咸阳,不知何故他又蒙受谗言,被诬为巫师,惑乱世人,炀帝竟听信谗言,将他流放到河北幽蓟一带。

灌顶记事颇简,或许其中有不忍言、不欲言之隐情。既为诤论召之入京,肯定会让他参与论争,一显天台宗门的威风。那么灌顶与何人辩论,又是否取胜了呢?如果他获胜了,不单大张天台一宗之势,而且为杨广挣足了脸面,杨广又何以听信谗言,施以重法呢?

日严高僧虽多,但以辩才名世者无过于僧璨、吉藏二人。僧璨自号"三国论师",声若风卷,辩如悬泉,然他以研精十地著称,未闻与灌顶有何关联,而吉藏更是"神辩飞玄,望重当世",而且尊崇智者,留意法华,这就必然与灌顶发生关系了。

据《续高僧传·灌顶传》,灌顶"晚出称心精舍,开讲法华,跨朗笼基,超于云印,方集奔随,负箧屯涌。有吉藏法师,兴皇入室,嘉祥结肆,独擅浙东,闻称心道胜,意之未许。求借义记,寻阅浅深,乃知体解心醉,有所从焉。因废讲散众,投足天台,餐禀法华,发誓弘演"。

僧传将此事记为灌顶随智者东归台岳之后,智者圆寂之前,其实这段时间灌顶是没有可能跑到浙东开讲法华的。所谓"晚出",当不应发生在智者去世之前,而灌顶受杨广之邀于大业年间在京城开讲法华是完全可能的。若然,灌顶既然号称跨朗(法朗)笼基(慧基),超过云(法云)印(不知何人),胜过了吉藏的老师兴皇法朗,破斥诸宗、无人能敌的吉藏当然不会服输,其与灌顶的较量也就不可避免了。

吉藏与灌顶的论辩不仅是三论宗与天台宗之争,也是释门辩才第一人之争。由是不由不想起大业五年(609)吉藏与僧璨之诤。隋齐王暕钦礼僧璨,对于吉藏以辩才著称于世颇不服气,总想找一时机加以摧折,于是以大业五年在西京王第设一法会,邀致京师论士三十余人,请吉藏升座设擂,令僧璨为首,率诸论士轮番向吉藏发难。这场辩论大会进行了三天,尽管僧璨等人也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辩才,但最终还是吉藏取得了胜利。这场辩论使得吉藏顺理成章地取得了辩才第一的美誉,自然也有力地提高了三论宗的地位。

对于这件轰动一时的大事,天台宗人不能不受到震动。杨广自然会为吉藏的胜利感到高兴,因为吉藏是他早就请入内道场的高僧,算是他的亲信,但他高兴之余,或许也会为天台宗的缺席感到遗憾,产生由天台宗人再向吉藏发动挑战、看一看究竟谁是天下第一的兴头。

由此吉藏与灌顶的论战很可能发生在大业五年(609)法会之后,也许就在其年之末。炀帝登基之后,多巡幸于外,而大业五年九月返驾长安,十一月始幸东都。灌顶于桃林遇水,表明其时在夏秋之际,故有可能就在大业五年九十月间。论战的结果如何呢?按照灌顶本传的说法,好象是吉藏服输了。但在吉藏本传中却未提此事。如果真是灌顶在辩论中取胜,就不应有被谗远谪之事,天台宗人也会对此大书特书,不会略而不言,僧传所谓吉藏"求借义记,寻阅浅深",方知其所从,表明灌顶不是在辩论中令吉藏钦服,而是吉藏读其著述之后才"体解心醉","投足天台"。

即便灌顶辩论失败,也只是表明吉藏的辩才确实无人能及。杨广可能对灌顶有些失望,然为此惩除灌顶则不大可能,因为双方谁胜谁负对杨广无关紧要,要论起与杨广的关系,吉藏恐怕更胜一筹,因为他早就是杨广内道场的高僧,算是杨广的亲信。对于一个失败者,世人更习惯于给予同情,辩论失败更和巫术不沾边,灌顶为何被诬为巫师呢?

吉藏破斥百家,无人能敌,却对灌顶投足顶礼,这恐怕另有缘故。单是读了灌顶的义记,便对之如此钦佩,很难让人相信。天台宗教观兼行,定慧双修,对于禅法一向重视,而作为兴皇法朗传人的吉藏则只重教理,于禅行所知不多,是否灌顶在辩论时显露了什么神通法术,令吉藏为之折服呢?

若是灌顶只凭教理辩术取胜,当然和巫术不沾边,不可能被诬为巫师。如果他凭禅定功夫折服对方,就可能落下把柄。历代帝王对于有神通法术的僧人都是又敬又怕的,敬其异能,惧其聚众,杨广对智者一直紧追不舍,欲其时时在自己身边,就是这个道理。杨广曾经问灌顶智者卒后的种种神异,恐怕不只是好奇而已。

杨广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,大业六年(610)正月,京都便发生了一件大案,几十个身穿白衣、自称弥勒者进入建国门,守门者皆敛手为礼,不加阻拦,他们又抢夺卫士手中杖,把守的卫士竟然不敢反抗,幸亏齐王暕路过,喝令手下加以擒拿,才避免了一场大乱。其月角抵大戏于端门街,天下异技奇能之士聚集京城表演,这次汇演进行到月底,杨广竟然亲自数次微服往观。

这两件事恐怕对杨广的刺激很大,表明他对身怀神异之士的密切关注和警惕。或许灌顶的被谪与此有关。不然的话,以杨广与天台的密切关系,即便有人告状,他也不好意思轻易贬斥灌顶。灌顶自己也未明言何人诬陷于他,但从"负罪三谗驱驰于西北"来看,也许与后宫之人有关。昔晋献公之世,三子皆为骊姬所谗,太子自尽,重耳、夷吾出奔于外,灌顶也许得罪了炀帝的宠姬,不能自明,故以此为喻。

炀帝将灌顶收往幽蓟,其用意不言自明,他就是想让灌顶离天台越远越好,一个身怀法术的智者高足活动在远离京城的东南高山,身边又有无数个同道弟子,怎么能让他觉得放心呢?这下可苦了不耐北方酷寒的灌顶,他不得已乘冰北渡,结果马陷冰而死,幸亏他自己保住了性命。从这一情况来看,他有可能是在大业五年底或次年初天气正寒时离京北上的。开始他还有马可骑,表明不完全是以罪犯的身份北行的,炀帝对他还有一念之慈,但他自己清楚自己的处境和地位,故一路上战战兢兢,创巨痛深。

生为南人的灌顶在当时尚属边野之地的幽蓟开始了他的流放生活,其艰难困苦,难以备述。个人生活的艰辛倒在其次,最让他痛苦的是智者所传一代教观尚未整理,当弘未弘,当兴未兴,他焦急地等待着出笼的那一天,可他得罪的不是别。人,而是当今天子,而且他万里远谪,根本没有辩解的机会。

大业七年(611),他的命运忽然有了转机。炀帝欲东征东丽,驾临河北涿郡,使得他有了解脱的机会。僧传道是炀帝"追思智者,感慕动容,下敕迎顶远至行所,引见天 ,叙以同学之欢,又遣侍朗吴 送还台寺",这一说法是很成问题的。其实炀帝追思智者为真,召见同学也不假,但召见的并非灌顶,而是智顗。《续高僧传·智顗传》云其"七年又往涿郡参,劳谢远来,施寺物五百段,遣五十人执仗防援还山",可见"远至行所"者乃是智顗。灌顶是否以罪臣蒙召还属疑问,但他无疑成了这次东征的受益者。智顗肯定会借此机会说项,杨广或许会因"感念智者"而宽恕并无实罪的灌顶,僧传所载的礼遇肯定不会有,但灌顶为此被释放则有可能。

灌顶何时南归不得其详,但最迟于大业十年(614)十月他已经回到了久违的天台山。他本想安定下来作智者所未及作之涅槃经疏,但时至隋末,天下大乱,就连偏居海隅天台山也放不下一张书桌了,他不得已匿迹沃洲、安洲等地,在兵荒马乱、衣食不继之际历时五载,终于完成了十二卷的涅槃经疏及玄义一卷。

灌顶一生历尽坎坷,却排除万难,完成了对智者教观的整理,对于天台宗的贡献可谓巨大。对于其后半生的极尽艰辛,人多不知,或受僧传之惑,谓其多受隋帝尊崇扶持。究其实际,从智者到灌顶,隋室对天台宗的真实态度可用"不放心"三字表示。只是杨广碍于师资之礼,对于智者尚存体面,对于当时名气远不如智者的灌顶就没有那么客气了。今重提旧事,并非意在再论天台宗与隋王室的是非恩怨,而是使时人得知古人弘法之难,"为志之坚",生思齐之心,起兴邦之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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